老套小说写法，叶兆言肯定已经厌倦。否则，他就不会花费许多精力，这些年都埋首故纸堆中，一直做考证研究。陈寅恪和吴宓引发的热潮，对他自有一定冲击，裹挟他随波逐流。人心同此，作家或可没有例外。我倒宁愿相信，他之兴趣转移，实是想突破历史和虚构间的藩篱，寻求别样创作路径。他或许也曾注意，赵玫敷衍的高阳公主风流韵事，和邱华栋幻想的诗人（徐迟）自坠悲剧。那都是凭借很简洁的史料，或者极意外的新闻，编织出的耸人听闻传奇。讲故事人有想象力，就不难妙笔生花。叶若步人后尘，未必见得逊色，可他无意落人窠臼。
《走近赛珍珠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，243页，16．00元）是叶兆言的新小说集，其中所收三个中篇，恰切地印证了我的猜想。赛珍珠、王金发，还有“我”的小学老师刘岳厚和研究生导师“苏抑?”，诸多真人和虚构形象，变幻交错杂陈一体，偶一疏忽就会坠入作家设计的圈套。他笔下有时泾渭分明，需要史料就据以实录，不随意附会；轮到虚构就尽情抒写，把故事编得入情入理。像他写赛珍珠，除去刘岳厚的故事，对赛的叙写就大体都有所本；那篇《王金发考》，更似他对周氏兄弟的近期评论，鲜见遽论妄言，归于“小说”名下，似可怀疑；《故事：关于苏教授》写“我”入大学前后生活，很有自传体爱情小说的特性。自传引入虚构人物，写得灵动活泛，不一气读完，殊难释然。
过分倾心引证史例，叶显然忘记增加小说的可读性，以致作品冒出未必掩瑜的瑕疵。比如连篇累牍转引史实、书信和旧闻，作者又从全知全能角度出发，时不时就大发议论，抹煞小说风趣的人物对话和戏剧性的情节变化，读来未免沉闷。他有时也会忘记角色身份，让书中人物说出不甚得体的话语。他涉笔乡间学童，竟然使之口吐文雅词语“因此”，委实引人发噱——“我三大妈说了，你那玩意是个宝贝，因此天天要洗。”
不少持笔撰著者，面对似是而非说法，采取的态度却未必慎重。在《新月下的夜莺·徐志摩传》（宋炳辉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，324页，9．80元）里，作者推测赛徐隐私，证据来自旧文《赛珍珠与徐志摩》（《西窗漫记》，董鼎山著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12月香港第一版，209页，24．00港元，页193）。对照两人年谱，不难发现引文多与历史相违。如写徐赛初遇于泰戈尔演讲会等旧事，时间都不对头。这样的资料可否放心引用，实可怀疑。还是曹聚仁的话有道理：“我们考证史事，对于第二手资料，总是不放心的。”“王船山自序《读通鉴论》，谓：‘流俗之所非，而大美存焉；事迹之所阂，而天良在焉；非秉日月之明以显之，则善不加劝；故春秋之作，游、夏不能赞一辞，而岂灌灌谆谆，取匹夫妇已有定论之褒贬，蔓衍长言，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？’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，在这一方面总不肯随便马虎的。”（《曹聚仁杂文集》，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第一版，1995年5月第二次印刷，778页，28．00元，页651－54）还有就是随笔集《恋曲与挽歌》（徐鲁著，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，197页，9．80元），里面也牵涉徐赛绯闻，所称也与事实多有出入。作者在《镇汪旧梦——赛珍珠和徐迟》里说：
……刘宏伟在她的书中的“跋语”里也提及了，那就是，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徐迟，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赛珍珠作品的中文译者了。
那是1933年秋天，正在燕京大学就读的徐迟，从一本叫《亚细亚》（Asia）的美国杂志上，读到了署名“赛珍珠”的一篇小说《两夫人》。……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把小说译成了中文，并寄给了天津《大公报》的《国闻周刊》文艺栏。其时，那个文艺专栏主编是沈从文先生。沈从文分两期发表了徐迟的译文。这是赛珍珠的作品差不多第一次与中国的读者见面。在这之前，……在中国，知道赛珍珠的人还微乎其微。（页190－191）
此乃糊涂言论。要知道，早在1932年，伍蠡甫就已译出《大地》和《儿子们》等赛珍珠名作，海上书局报馆多目赛著为畅销图书。说知她者“微乎其微”，实无道理。多卷本《民国时期总书目》足资参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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